乘着“限塑令”的东风，可降解塑料逐渐成为了一门红火的生意——某家转向纸质杯具和PLA淋膜生产的企业，依靠不起眼的杯子生意，在近期将迎来IPO^[1]。更多企业瞄准了可降解塑料的蓝海，宣布入局可降解塑料产业，投身于产品的开发制造。

据招商证券预测，截至2022年底，可降解塑料新增需求增量有望达到227万吨；到2025年，可降解塑料新增需求有望超过400万吨。如果以单价2万元/吨的价格计算，市场超过800亿元，空间十分广阔^[2]。

然而，可降解塑料真的是一门“好”生意吗？从产业现状来看，厂商鱼龙混杂，市场乱象丛生；从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到市场监管，可降解塑料产业自上而下都存在着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摆脱塑缚整理发现，与可降解塑料有关的国家标准共有54条，此外还有不少相关的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每个标准都涉及可降解塑料的不同领域，有相应的侧重点，也有相应定义上的细微区别。

以2007年开始实施的、现行的国标GB/T 20197-2006《降解塑料的定义、分类、标识和降解性能要求》为例，该标准对于降解塑料的定义较为宽泛，将降解塑料分为生物分解塑料、热氧降解塑料、光降解塑料和可堆肥塑料这四大类，认为“在规定环境条件下，经过一段时间和包含一个或更多步骤，导致材料化学结构的显著变化而损失某些性能和发生破碎的塑料”都可以被定义为“降解塑料”。

2020年底实施的团体标准T/YNSX 12—2020《生态降解聚烯烃塑料袋》同样把光氧降解列为可降解塑料，认为生态降解聚烯烃塑料的降解性能符合氧化降解性能或生物降解性能即可。

然而光氧降解和热氧降解都是可降解塑料领域备受争议的技术路线，在很多专家和学者的眼里，他们并非真正的“降解”。这两者的主要原理是在传统塑料中加入光敏感基团或添加具有光敏感作用的氧化助剂，加速光氧化反应的过程，使之快速发生“崩解”，即把大片塑料崩碎成肉眼看不到的小碎片。这不仅无法解决塑料本身存在的污染问题，甚至会造成更严重的微塑料污染——普通塑料产品可以通过捡拾清理，但是这些崩解到肉眼不可见的小碎片无法捡拾，流入环境会造成更大的问题。

目前来看，2020年开始征求意见的20203542-T-469《降解塑料的定义、分类、 标志和降解性能要求》已经在降解塑料的定义中剔除了光氧降解塑料和热氧降解塑料，但该标准仍未正式实行。今年6月最新实行的国家标准《生物降解塑料与制品降解性能及标识要求》则对生物降解塑料进行了明确定义，但标准本身仅仅是推荐性标准，不具备强制能力。

“标准本身是有一定益处，能为各地的执法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但对于规范市场、打击伪劣产品，远远无法仅依靠这一标准。”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季君晖说。

季君晖指出，由于光氧降解塑料和热氧降解塑料的相关标准仍具有效力，这两类塑料依然“有规可依”，因此市场依然会生产相关产品，甚至某些地方政府也会根据这些标准进行光氧降解塑料相关的产品采购。

“截止到现在，我们对于‘降解’都没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我们非常希望生环部或者发改委能给出一个权威的说法”，季君晖说，“这些事情不是学术界和产业界能争论清楚的，只能靠政府管理部门去做，不要让学术界和产业界始终处于一个打嘴仗的状态。“

可降解塑料产业领域，目前仍存在着不少假冒伪劣的“可降解塑料袋”。摆脱塑缚在过往的市场调研中发现，宣传与实际不符的所谓“生物降解塑料”随处可见。即使消费者主动购买可降解塑料制品，也不一定能买到真的。

最新出台的GB/T 41010-2021《生物降解塑料与制品降解性能及标识要求》或将对这一情况带来解决方案。为方便公众知悉产品是否为生物降解塑料，该要求对图形标识方式进行了规定，针对材质、标识位置、标识颜色和标识标记方法等进行了详细说明。

该要求还对生物降解塑料中添加的、超过1%的单一有机成分进行了降解率的规定，降解率要大于等于60%，同时所有不超过1%的有机成分总量加起来不能超过5%。但值得注意的是，该要求仍然是推荐性标准，没有强制性。

图丨国家标准全文公开系统-生物降解塑料与制品降解性能及标识要求

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的红外光谱/拉曼光谱指纹图谱快速检测法、核磁共振波谱快速检测法也能为市场监管带来帮助。如果想检测可降解塑料是否合格，使用以上两种方法能在几小时内得出检测结果。

标准的制定给市场监管奠定了基础，技术的革新为市场监管提供了可能，而市场监管力度直接决定了产业中伪降解塑料的情况。季君晖介绍，目前来看，海南省对于减塑问题非常重视并致力于解决，该省政府在限塑令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了地方人大的立法，把“限塑”的政策转换成了执法依据，其执法队伍对市场进行了长期的监管。但目前其他省份仍缺乏相应的行动，让“限塑令”仍停留在效力较弱的行政命令和法规的阶段。

可降解塑料产业目前缺乏高端产能，这个问题也在困扰着业内人士和相关专家。

季君晖介绍，中国的可降解塑料市场主要集中在“限塑令”规定的领域，即塑料袋、餐具餐盒、快递包装袋等产品。尽管这些塑料产品的总量较大，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属于“后包装”产品，通常还能得到二次使用。而无法得到二次利用、真正“一次性”的部分工业预包装产品，目前仍未开发相应的可降解塑料进行替代，比如食品包装、化妆品或电子产品外的塑料薄膜包装等。

他指出，类似薯片等膨化食品需要充气包装、即食食物需要真空包装，这要求所使用的材料对气体或蒸汽有很高的阻隔性，且在高温的环境下阻隔功能不会明显下降，同时这种材料要保证无毒，适合作为食品包装。目前来看，可降解塑料无法达到这些要求。

又比如化妆品外包装或电子产品外包装使用的热缩膜，要求所使用的材料柔韧性好、抗撞击、抗撕裂性强、不易破损、不怕潮、收缩率大。可降解塑料同样无法达到这些标准。

此外，要实现全自然环境中的降解，尤其是海洋环境中的降解，同样需要进一步提升可降解塑料的降解性能、进行分子设计、开发新的产品。目前来看，可降解塑料本身的应用场景受限严重，部分降解产品只能通过工业堆肥得到降解，大部分降解产品只能在土壤环境中降解，几乎所有的降解产品都难以在水中、尤其是海水中自然降解。然而实际上一旦塑料污染物失去控制，将会直接进入土壤、河流，并汇入海洋。

挪威陶朗集团亚洲区循环经济业务发展副总裁常新杰认为，企业天然具有逐利的本能，在政府给出“限塑令”信号后，它们对塑料袋、农膜等产品一拥而上、大量投资规划开发，一定会在未来出现产能过剩的情况。“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政府不做出明确号令来纠正这个问题的话，这可能是无解的。”他说，“所以政府需要想清楚可降解塑料的优势到底在哪、到底该解决什么问题、未来该如何发展。”

季君晖同样认为国家需要加强对可降解塑料的支持：“从企业角度来说，需要开发高端的可降解塑料产品线；从学术角度来说，应该把可降解塑料的技术攻关提上议程。但比较尴尬的是，学术界没有资金，产业界没有能力，还是希望国家能更关注可降解塑料中的高端产能开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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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白羽、摆脱塑缚